今天（5月31日），大叶公路北面的雨蛙农场内，120只具有繁殖能力的无斑雨蛙离开繁殖箱，跳入一块2亩的水稻田。这是上海无斑雨蛙保护工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。
除了传宗接代，这批最早野放的无斑雨蛙还是一个长达两到三年调查项目的主角，让人们充分观察了解它们的习性，为将来的大规模野放打下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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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遍布上海水稻田的它们，在匿迹近20年后，正在逐步唤醒上海父老乡亲们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乡愁。
本世纪罕见
无斑雨蛙属于雨蛙科、环太平洋雨蛙属，体长3—4厘米，颜色翠绿，指、趾端有吸盘，可在垂直的树木或农作物上爬行，因其体侧及四肢没有斑点或条纹（冬眠期除外）而得名。
长期研究无斑雨蛙的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包·阿迈尔一直呼吁调整无斑雨蛙的濒危等级：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目前将其列为无危（LC），但从我们的调查研究来看，应当至少调整为近危（NT）。”
阿迈尔认为，在中国的华东地区，无斑雨蛙受威胁程度严重。比如在江苏南部，20世纪80年代，无斑雨蛙的数量十分丰富，遍布平原低洼农田，但本世纪以来罕见。
上海的情况类似。据上海老一辈野保工作者回忆，无斑雨蛙曾遍布水稻田，通体绿色的它们在雨后集群大声鸣叫，被当地人称为“雨呱呱”“绿蛤蟆”，数量多到村民用脸盆装起来，一盆盆喂鸭子吃。近20年，这种可爱的小蛙在上海田野销声匿迹，最后一次发现踪迹，还是在当时南汇、奉贤、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里，此后，上海再也没有一笔有效的无斑雨蛙记录。
“消失”得如此之快，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。阿迈尔表示，有三种威胁无斑雨蛙的因素需要引起重视。
首先是城市的快速扩张，侵占了湿地和农田，无斑雨蛙可利用的栖息地不断缩小；河道和排灌渠被水泥硬化后，它们的越冬场所也被侵占。
其次是土地性质的调整，小农经济的零散农田逐步合并为大面积农田，为追求经济价值，农作物种类更加单一，水稻、菜地、果树、竹林等不同生境共存的小环境逐渐消失，减少了无斑雨蛙繁殖和觅食的空间。
第三是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，以及农业的机械化，导致每个水稻种植季和收获季期间许多无斑雨蛙个体的死亡。具体哪些药剂对无斑雨蛙是致命的，还有待研究。
无斑雨蛙的式微，是上海蛙类危机的缩影。
据文献记载，上海分布的蛙类曾有14种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还有13种。2013年至2015年开展的上海市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发现，只有金线侧褶蛙、黑斑侧褶蛙、泽陆蛙、饰纹姬蛙、中华大蟾蜍、北方狭口蛙等6种野生蛙类可以找到踪迹。这种“颓势”延续至今。
近年来北方狭口蛙成为上海的新分布种，专家指出，这可能与绿化建设中树木的迁移有关，藏身于外地土壤中的北方狭口蛙随树木迁移到了上海并定居。这虽然是好消息，却令人唏嘘，毕竟，这是上海蛙类大家庭十几年来，稀有的好消息了。
2019年夏天在杨浦区拍到的北方狭口蛙，皮肤较厚而平滑，成体体长40毫米至46毫米，背面呈浅棕色或橄榄棕色，头后肩前一般有浅橘红色“W”形宽横纹。 来源：姜龙
来源：上海自然博物馆
无斑雨蛙喜欢趴在叶片上晒太阳。 陈玺撼摄
已繁育千只
在这一节点上，一个清晰的变化正在显现：消费者的关注点，正从节前以礼赠、待客为核心的“悦人”消费，转向节后以自我关怀、提升生活品质为主导的“悦己”消费。这一趋势，在李佳琦直播间“38大促”表现中尤为明显。
无斑雨蛙的野放，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特殊意义。
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介绍，1888年，德国动物学家奥斯卡·博特格在上海首次发现无斑雨蛙，将其定为中国雨蛙变种，并以“完美无瑕的中国雨蛙”命名，它是一种模式产地在上海的蛙类，是唯一一种在上海首次发现并命名的两栖动物。
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调查坐实了无斑雨蛙的危险境地后，郭陶然和他的团队一致认为，必须“出手”了。
一开始，想要保护无斑雨蛙的人们无处着手，因为上海本地找不到无斑雨蛙。“2016年，我们发布了大量‘寻蛙启事’并持续开展野外调查，却始终未能在上海找到任何野生个体。”郭陶然说，转机出现在2023年7月，阿迈尔在安徽野外采集的蛙卵成功孵化，把其中70只蝌蚪交给了他们。
经过努力，一批批蝌蚪在人工环境下成功长大，城市荒野团队成功攻克了蝌蚪饲养、幼蛙“上岸”、室内外越冬等一系列技术难题，至今已繁育了上千只无斑雨蛙。
但只有数量是不够的，还要了解无斑雨蛙喜欢“住哪里”“吃什么”。
郭陶然表示，他们曾经认为无斑雨蛙必须野放到水稻田里，因为前期的多项研究告诉他们，无斑雨蛙基本都是在水稻田里被找到的，但经过反复试验后，他们发现无斑雨蛙对水稻田并没有那么依赖。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今天在雨蛙农场的养殖网箱内看到，无斑雨蛙的蝌蚪均匀分布在3种“样板房”里，这些“样板房”分别模仿水稻田、自然湿地、无植物水体，结果，无斑雨蛙在产卵上并没有偏爱哪一种“样板房”。
倒是成年的无斑雨蛙偏爱“登高”——它们很喜欢趴在挺拔的八角金盘、芋头等池边植物中上层的叶片上，觅食或休憩。
这种偏好让城市荒野团队在“装修”野放地点时，在水田周边种植了一圈“生态隔离带”，里面种植了玉米、棉花等高秆农作物，让喜爱“登高”的无斑雨蛙尽情攀爬，同时，让它们大快朵颐那些被吸引来的农作物害虫。
“生态隔离带”里还种植了大量萱草、丹参、华鼠尾草、半枝莲、攀倒甑、海州常山等乡土植物，为传粉昆虫和鸟类提供食物来源。比如，河北木蓝在整个夏季持续开花，为切叶蜂等昆虫提供食物，冬季结出的种子则成为棕头鸦雀等候鸟的食物。
配资炒股郭陶然介绍，“生态隔离带”还有一个强大的环保功能，那就是当水稻田翻耕或除草的时候，蜘蛛、螳螂等捕食性的天敌生物可以转移到生态隔离带继续生存，既丰富了无斑雨蛙的口粮，也可作为来年生物防治的“生力军”，继续降低农田对化肥和化学杀虫剂的依赖，稳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。
雨蛙农场的养殖网箱内，一片水稻田“样板房”。 陈玺撼摄
附着在水稻茎干上的无斑雨蛙卵。 来源：城市荒野工作室
呀！被发现啦！ 陈玺撼摄
无斑雨蛙“组团”晒太阳，郭陶然说，他们观察到成年无斑雨蛙喜欢在固定区域爬树晒太阳。 陈玺撼摄
可持续保护
此次野放后，郭陶然和他的团队将用两到三年进一步摸清无斑雨蛙的习性。
“尤其是弄明白在野外它们吃什么。”郭陶然表示，在大棚里，刚上岸的幼蛙吃的是用湿垃圾养的果蝇，成蛙吃的是外面买来的小蟋蟀，但到了野外，一切都回归自然状态，没有了人为干预，无斑雨蛙有没有钟意的“野味”？这一切，有待时间检验。
恢复和丰富上海蛙类种群、提升上海生物多样性，这些都是让无斑雨蛙回归上海的应有之义，但凡事皆有成本，如果无斑雨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保护地作出“反哺”，将更有利于它的尽早回归和长期保护。
记者了解到，截至2023年底，上海区域范围内已建立22个野生动物栖息地。对于这些栖息地，市区两级林业部门都给予了资金、技术等方面的支持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还是不够。
上海野生动物栖息地有一个普遍特点：人工改造，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功能完整的生态系统，抵抗力、稳定性弱，容易受外界干扰。如何解决持续高昂的栖息地建设和维护成本，这的确是众多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士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坎。
对此，郭陶然也看得很实际：“农场的建设和研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压力较大，我们通过售卖有机蔬果、‘蛙稻米’，开设相关的生态农业课程等方式，将所得资金用于无斑雨蛙的研究和保护。我们欢迎各种多方参与的保护模式。”
放眼全球，为濒危野生动植物找到一条“反哺”保护地之路，是除了政府单方面资助外，最主要且较为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手段。
以萤火虫为例，在日本、东南亚、新西兰，萤火虫保护区每年都接待大批观光客，所得收入“反哺”保护区运维。一些水稻田还养殖水生萤火虫，让对环境要求苛刻的萤火虫监测和代言农产品的安全性和高品质，巧妙地促进了农旅融合。
相同的思路可以被将来的无斑雨蛙保护区借鉴，“以游养蛙”“以农养蛙”。
“或许，无斑雨蛙还能推动传统乡村的回归。”郭陶然表示，无斑雨蛙需要的恰恰是传统的乡土和农业，无斑雨蛙的回归如果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认同，将有望推动乡村特色景观风貌的再次盛行，有助于农村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、食品安全以及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。
等待野放的无斑雨蛙。 陈玺撼摄
公众参与野放无斑雨蛙。 陈玺撼摄
公众参与野放无斑雨蛙。 陈玺撼摄
放归自然的无斑雨蛙。 陈玺撼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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